The taste of space and time

在苗族地区的几天调查中，我看到了很多之前未曾见过的风俗习惯和自然景观，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新桥超短裙苗的姑娘们-----身着6厘米长的超短裙，美丽的少女们在舞台和生活中翩翩起舞，的确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倒不仅仅在于她们的美丽，而在于当地政府-----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精英群体对外传播时对待她们的态度。在种种旅游宣传和民族风情描述的文本中，超短裙苗都作为一个噱头被大肆宣扬，即便再怎么样强调民族特色与前卫时尚的不谋而合，都难免让人感到“情色诱惑”的味道。按照女性主义理论的逻辑，情色的大部分内容和动机都源自于男性权力的偏好，回归到这个问题上来，到底什么力量让这些苗族的男性精英们拿着本族少女的超短裙来吸引游客？

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蒙古族地区的不同：外族人到了内蒙，也惊叹于本地少女的美丽与多情，但几乎从未见过本族男性们半推半就地做着“审美皮条客”的买卖，引导大家去意淫……于是这里面有了尊严的差别-----首先来自自尊的尊严，或许让人产生距离，但在更多更长远的时候，让人产生的是敬畏和尊重。

央视主持张腾岳因为不雅事件被媒体曝光了。估计又要在大小一众粉丝中引发新的骚动。这一事件再次提示我思考的问题不是“公众人物到底应不应该承受充当社会道德表率的压力”这类表达，而是-----

一个社会中道德作用的边界，除了与存在于人们心中的道德感强弱有关，是否还与道德的作用边界有关？美国社会在公开场合不允许亵渎家庭，但私底下有affairs的男男女女估计都不在少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是所谓道德制约的顶峰，但却是最荒淫无耻的年代……我欣赏当代的法国社会，人们的道德并非沦丧，而是限定在确切的范围内----各自的公域和私域分得非常清楚。当然，这样的划分既不是唯一的也并非最优。一个国家与社会道德重建的过程，更重大的工作可能在于给已有的道德内容确定符合时代的新的作用法则与边界。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大历史和大事件需要更多的是逻辑能力；而从心智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大历史和文化，需要更多的是智慧和情感。前者经典的代表是卡尔马克思，后者则是马克斯韦伯。

看看珠三角和长三角产业发展后带来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的变化吧！那些台湾老板、韩国老板、香港老板们带来的到底是什么？与早期西方殖民者类似的企业投资、剥削一样的生产发展过程之外，还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精神气质？没有信仰的约束、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熏陶，只有对金钱的无限贪婪和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

经证实，“艾滋女”闫德利没有感染艾滋病毒。那也就是说，之前被公布的237个电话主人至少在与她性交易中不会染病。推而广之，相关责任人的家庭成员、情人、性伴侣都将平安无事。

这是近期听到最好的消息！

通宵写完在法的最后一篇文章已经七点，下楼抽棵烟放松放松。
走到河边，美妙的清晨环绕，空气清新。
一妙龄少女翩翩而过，姿态动人；迎面而来的邮递员小伙骑着自行车，目不转睛盯着美女，全然没有注意前方的法桐……
PIA！！！~~~#$&*
他倒没什么，起来拍拍身子，对着路旁几乎笑翻的我耸耸肩，轻巧地上车一溜烟地走了。

生活需要喜剧，不过最好别亲自出演。

我就要离开里昂了。

如同一年前到来的时候，心情十分动荡。虽然用了很多方法来调节，但始终无法获得平静。我想，如果这是人生的自然状态，那就让它自然的发生吧。

毫无疑问，我已经爱上了这座城市。虽然它没有巴黎博大，没有马赛丰富，没有罗马悠久，没有佛罗伦萨优雅，没有威尼斯灵动，没有比萨宁静，没有安纳西优美，没有米兰潮流，甚至没有montelimar扣人心弦，但，它是我的城市。在这一年里，这里有我的家，我的生活，我的黄昏漫步的足迹，我点点滴滴的思绪。从山上的圣母堂到索纳河边的Saint Jean，从无忧无虑的天鹅到活色生香的Boat Bar，很多我参与或没有参与的事情都已经成为生活的内容，变得无法剔除，根深蒂固。

一直没有写完的日志“如果你是本地人，便不会害怕。”拖了一年了，我已经不再害怕。相反的，我非常流连，我眷恋，我后悔自己没有抓紧时间好好感受这座古老的罗马城市。它是那么安静、祥和，在资产阶级的故作优雅背后也孕育着时间赋予的内涵和尺度。生活总是如此，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远去。当然，留下的除了遗憾，还有深深的怀念。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法，但是我已经二十七岁了。不由去比较往圣先贤，反观自己的一事无成，总是倍感惭愧。如果不去考虑纪年的规定，每一天都能是新的开始。而设定在流动时间中的停顿，却因提醒了日常的重复，也开始拥有独特的意义。谢谢大家的祝福、关照和一如既往的容忍与谦让，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距离目标还远，我要快步向前。

想想现在的条件这么好，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作呢？

流感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确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有来头没来头的说法越来越多……与2003年SARS爆发时不同，此次卷入的不仅中国。当然，发烧最厉害的还是中国。无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国际空港城市还是在各个省会，气氛越来越紧张，举国如临大敌。更有甚者，昨天的新闻报道：在北京已经有不少市民因为发烧或咳嗽，自觉地开车去往机场附近的隔离医院，称“自己可能得了H1N1流感，要求隔离观察……”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没那么多人得病，也没那多条件来安排大家。相形之下，美国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几乎难以控制的传播速度，流感从南部的州快速蔓延至全国。尤其在纽约等国际城市，从第一例到四位数病例确诊，根本没有花多少时间。可奇怪的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似乎不那么严肃：虽然央视和凤凰的报道称有多少多少美国人表示因为流感要减少与家人、朋友亲吻的次数，虽然在中国发现输入性病例后附带也曝光了美国空港检查的疏忽（言辞间不乏抱怨），但社会大众似乎没那么草木皆兵。曾光教授在昨天的电视节目中说，与美国每年有3.6万人死于流感的局面相比，H1N1只不过是常规表演。同时，美国政府的表面轻松也是有理由的：这一方面因为流感的杀伤力往往出现在秋冬季的第二波（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另一方面因为美国有强大的疫苗生产能力和足够的达菲储备。所谓社会问题，常规定义认为是在危险浮现之后才可确认。防微杜渐有理，但后面应有成本考虑。在批评、质疑又或者希望效仿美国防控模式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应有两个思考角度：首先，身经百战的美国公共卫生部门绝不草率，也不会心存侥幸。除了曾光教授的剖析，这个几乎拥有世界最高效率的政府，肯定对自身社会的基本情况和流行病传播模型、甚至经济政治局面有过深入的研究，才会有今天的“举重若轻”。远有《叫魂》勾勒的流言混乱，近有非典引发的大面积恐慌，历史一再告诫我们，流行病防控不仅仅是个医学问题；其次，如果美国的选择是“因地制宜”，那么什么是最适合中国的防控模式？国际流动人口远远低于美国，远离主要病源地，疫苗生产能力低下，居民防控经验缺乏……等等都是我们的现实，草木皆兵的“消防栓”策略在2003年成功了，在目前是否合适？这是公共关系、政治治理和公共卫生研究的交叉课题，我期待国内学者们更快拿出解决方案。

另一件事儿最近闹得很凶：杭州“富二代”撞人案。一个叫胡斌的富家子弟（这个词真是值得玩味！）在晚上8点多的中心城区开车达到80公里，并在穿越人行横道时没能及时减速，造成一名行人死亡-----谭卓，25岁，湖南宁乡人，浙大毕业后在杭工作，媒体称“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抛开故事的细节，这是一个标准的法律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恐怕是第一、胡斌是否超速（当时当地）；第二、谭卓是否违章？第三、法律对相应的行为如何界定？如何量刑？但是，与所有类似的事件一样，这类技术性的细节从来都不是媒体的焦点，因此大大小小的标题党就甚嚣尘上，概不赘述……我为谭卓而悲痛，生如夏花，瞬间陨落，善良的大众有理由悲愤。但是悲愤不能成为规则；因为曾有无数邪恶假悲愤之名。“生死朗读”中有一个段落我很喜欢：男主人公在海德堡大学参加了一个法学课程的seminar，席间老师同学就纳粹如何受审的问题展开讨论。学生问老师，教授，世界靠什么而运转？是正义么？教授说，不，世界照法（law）而运转。以我对西学粗浅的认识，这里的法借法律之形，但又不限于此。人们在不同的领域设定规则，固然背后有强烈的道德和精神，但这并不代表程序可以被简略，事事由道德来抉择。大家尽可以在道德上谴责胡斌的草率、傲慢与骄纵（他也许未必如此），甚至可以责难其父母的教养无方，但法律就是法律，昂贵的宝马、显赫的家庭、所谓“不仁”的富裕，都不应成为加重惩罚的理由-----就像不能成为减轻惩罚的理由一样。正因为我们都不是圣人，都不能保证时时控制可怕的情绪，所以才要尊重程序，尊重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条例，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现代世界愈加复杂，每每游走在“风险社会”的边缘，日益缠绕的制度荆棘的确会泯灭人性。但是，苏格拉底饮鸩服从恶法，韦伯藏身理性铁笼后哭泣，却不应视为历史的演化，而应是并列的情绪，同为我们的当代命题。

本科招生宣传页面上写：这真是一块圣地……
说来有趣，来法国至今，我从未想起过这块“圣地”，那些湖光塔影、才子佳人、朗朗书声，一次也没有。一百一十一周年，但愿这片北京难得的美景，能像大理石般不朽。

倒是经常想起路边的槐花。
五月的雨后，吹落满地的花朵散发出青涩的甜味，像极了前途未卜时反而蓬勃的欲望。拎着包，反复跳跃，要“摘一串槐花烙饼”，那几个身边人已成故人，让我期待他日在他乡重逢，从此不负人生三大喜。

中广网北京5月11日消息（记者汪群均）记者从国家质检总局视频监控中心了解到，国家质检总局在调取我国内地确诊的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包某时发现，包某在健康声明卡上没有填写自己有任何身体不适症状。而据包某事后透露：自己在乘坐北京飞往成都的航班时就已经感觉咽部疼痛。专家分析，如果包某没有如实填写自己的不适症状，将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什么狗屁法律、狗屁专家？！

如果阅读和面谈都是对话，那么二者有何不同？
或者让我被迫倾听，更有深度，但往往陷入云山雾海，凶吉未卜；
或者让我被迫应答，略显轻浮，但穿透迎面的种种表情，真相常在语言之外浮现。

梁文道提到胡兰成虚假的宽容、根基摇晃的文化诠释，我好奇他如此肯定，只是依靠阅读。

最近修改论文，准备发言，在各个画廊穿梭做调查，吃饭打牌之类，实在没有时间写点东西……

其实从尚贝里回来后，我的写作状态还不错：每每有冲动要写点东西，也总能构思些许好句子……只是经常是躺在床上的时候。

再接再厉，忙过这个月，泡壶茶，养盆花，静下心，好好写两笔。

这和校园音乐无关。

一开始步行，接下来是畜力的车骑，后来是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甚至宇航器……
于是旅行的过程逐渐由“连续”变得“离散”。

春季从长安步行去洛阳，要慨叹皇都的烟柳，并一掬城边碧水；
夏季策马过江南，虽已有“归人”、“过客”的迷思，但仍可见莲花的开落；
秋季车船离京，所有的景致都化作窗口快速移动的平面，不能触摸；
冬季的假期很长，如果飞行在大陆之间，或许借道北冰洋、婆罗洲，都只是《旅行指南》上的圆点，抽象的概念。

能否从此做个游吟诗人？用余生复活这个伟大的职业。

前一阵子有个“大小名人”说：对于青年人，文学作品应该少看，因为里面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又或者是阴谋诡计丛生……云云。

客观地讲，他的论据有一定道理：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大抵充满了险恶或离奇的故事和人物，又或者是含混不清、纠缠撕扯的心理。更有甚者，放佛越是“变态”的越能成为经典：如莎士比亚的诸多剧目、如杜甫、托尔斯泰的变迁史诗、如曹雪芹、俳句里的隐秘心事、如海明威、马尔克斯笔下或数天或百年的荒诞人生……等等。

一面是复杂的人性，一面是大千世界。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人能演出的闹剧、惨剧、喜剧、荒诞剧五花八门。好的作者从中挑选、分析、勾连、加工、酿造、重组、拼装、打包成型，于是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那其中必须有左右为难的选择，进退维艰的行动，双重、三重甚至多重表达，全都只为渺小的个体要在万千纷乱中苟且生活，实属不易。无所谓对错、道德消解于无形，任何看似固若金汤的原则和信仰都能在侧光的角度变化后，轻松地呈现出暗面。有时“大隐于市”依旧无法逃脱命运的追捕，而历史金身背后又常常血债累累，欺师灭祖。不见得全是偶然。

如果这是现实，为什么不可以阅读？

我从未想过，要在这样的街巷里穿行过场。

宝蓝夜空深处的明月同璀璨明月光芒后的繁星一起，持续不断地呼应地上无数或隐秘、或盛大的心事。乐飞扬，歌欢唱，一并掺杂着酒肆里溢出的声浪，迎面而来，猝不及防。

不新鲜，城市都曾这样：无论长安开封，京都奈良……

理论家都宣称自己的理论是超越地方性的，但如果你真这么以为就大错特错了。于是我在浏览汉语界关于Bourdieu的抽象与应用讨论时，总是有一个大大的困惑：如果这帮人没有在法国的生活经历，怎么能心安理得地讨论所谓“品味”、“区隔”、“惯习”或“场域”这类狗屁概念？

刚从温饱中走出来的国人，还兴高采烈地享受着宜家、肯德基、必胜客又或者是星巴克这类大众文化，怎么理解数百种奶酪间除价格外微妙的差别，又或者听什么样的音乐会、看什么样的舞台剧会碰到旨趣相投的同志们？诺大的北京城，如果不去“蛋壳”里烧钱，那就只能去所谓的人艺小剧场“提高自身素质”，还非得提前多少天处心积虑地排队等待……相形之下，里昂只是个100万人口的小镇，每周的免费演出多到挤爆眼球；任何一个不知名的小酒吧地下室就能提供高品质的Jazz liveshow。只要这种差距/差异还横亘在二者间，我就难以相信当代中国天赋异禀的青年才俊们能真正理解所谓的“后工业生活”。

法国人是世界上最能装B的民族，但人至少有原创性；如果明明没吃过火鸡还非得矫情做品鉴，实在是最没品的装二道B。

干点正事儿吧。

今天看央视的“新闻会客厅”，碰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主持人简单开场后，请出国家发展基金某研究员：虽然当前就业形势严峻，但尚有很多潜在就业机会。比如，全国估计有1400万的家政服务岗位（即保姆）空缺或待开发。其计算逻辑如下：

“根据人口普查，中国目前有2亿（1）家庭；其中有40%（2）存在家政服务需要-----有老人、小孩或病人需要看护；保守假设15%（3）的家庭雇佣家政人员，那么全国将有2900万（4）左右的家政就业岗位；除去现存1500万（5）家政服务人员，这一行业还能提供1400万（6）个新的就业机会。”

听上去很美好，但靠谱么？

先用常规新闻逻辑看看。首先，数据（1）（2）（5）是否准确？有没有猫腻？哪个机构调查的结果？其次，从40%保守地“缩水”到15%的依据是什么？考虑到国家统计工作的一贯不透明和专家们死不悔改的"data masage”嗜好，聪明的央视有义务稍微追问一下。

主持人介绍研究员是“经济学家”，自然其分析思路是“clean hand”，那么再从社会学的“dirty hand”看看（当然也不至于太dirty，只是不希望“连洗澡水带孩子一块儿倒了”。）：假设数据（1）（2）来源可靠，第一个问题是对“有家政需要”的调查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情况？如果是主观意愿，那么和所有的态度调查一样，存在支付能力和环境因素制约，缩水至15%与否需要详析；如果是客观情况，则第二个问题涉及评判“需要家政服务”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家政服务”的这些家庭在没有购买服务的情况下还能维持？是不是有什么替代机制？（比如说，乡下的父母来城里帮小两口带孩子之类……）；假设替代机制存在，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会挤占潜在家政就业的空间？或者换个角度，家政服务的价格还要降低多少（或质量提高多少），才能比替代机制更具竞争力？另外，还有一个略显矫情的问题，是否有些替代机制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不愿意让人帮忙看孩子，就爱自己带，就爱折磨自己的父母（或岳父母）……等等。作为一个保守学科的学生，我倾向于认为社会存在自为合理性-----倘若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队伍都没能开发出这1400万，它恐怕只能生活在黑板上。

最后说点感性的事情。节目现场请了四位嘉宾。除了专家外，还有三位：家政中介老板、雇主和家政服务员各一。席间老板、雇主侃侃而谈，“阿姨”张姐一直很沉默。她40来岁，穿着红毛衣、红裤子，和现场的“知性”氛围格格不入。主持人话极多，众人也反复讨论如何减免家政公司税赋，如何由政府承担保险费用等等，雇主更是多次强调服务质量、安全性、个人素质：“要让他/她们感觉到这是一份工作！”但几乎没人关心“阿姨们”的感受，放佛在讨论一件物品。

是的，这是一份工作，只是缺少尊严。

邻近里昂第一大学的Tramway站，雨夜，意兴阑珊。

我一直不喜欢拜伦。虽然他才华横溢、爱自由和真理，但那富于戏剧性的人生经历总给“小盆友”们极坏的暗示：仿佛战争就是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只需投入热情。又或者如二战后的爱因斯坦，预测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将用石头和斧子对抗，并直言应该取消军队……

不对，现实总是更为复杂。海明威让亨利在宁静的日内瓦湖边思考，那些不着调的对白和喃喃自语我始终不甚理解：有关战争的各种立场和思考。从民族的、历史的、国家利益的、宗教的种种原点出发，都能导出符合形式逻辑的体系，并据此来劝服年轻的生命去投入、牺牲、获得光荣，只是没有人关心个体。生命只有一次，如果不能幸运地湮灭在种类繁多、推陈出新的炮火中，多半只好拖着残缺的身体继续闯荡江湖。对大多数人而言，“为自由、为理想”的热度很难持续。面对月色中波光粼粼的湖面，人们总要得出结论：地上本无界，民自迁徙；所谓共同体，想像造物而已。但当“太阳照常升起”，又得投入新的战斗，无关乎“真理”。

美国内战开始前，冷山小镇的年轻人们蠢蠢欲动，摩拳擦掌：“这是我们的战争！”可当炮火像绞肉机一样吞噬生命，除了留守的“小畜生”，没有人继续谈论“正义”。Ada对Inman呼唤：
If you are fighting, stop fighting;
If you are marching, stop marching,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is my request.

昨天看到“南方周末”上的一段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对于那些战火中的死伤人员，以色列人称，其中20%为平民，80%为哈马斯武装分子；中立人士称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比例为一半到2/3；而巴勒斯坦人则说，所有的哈马斯都是平民。”

吃饭的时候Jean告诉我：二战末期，盟军兵临城下，希特勒下令驻守巴黎的德军司令焚烧整个城市，只给敌人留下一片焦土。幸运的是，这位司令拒绝了，巴黎得以保全。“你知道，一定是那些诗歌和艺术救了巴黎！”Jean笑称。

我说，其实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国共内战末期，解放军兵临城下，驻守北京的傅作义在投降与抵抗间徘徊。很明显，两军一旦开战，那些美轮美奂的宫阙楼宇都将付诸硝烟。天佑北京！灾难最终没有发生。

“那……如果当时国民党不投降，他们会轰炸北京么？”Jean很好奇。
“probably......” 真的，probably。

2004年我和Hojun在中关村做田野调查。因为从人类学研究角度来观察，原本熟悉的街道、卖场和形形色色的人们突然变得陌生而新鲜起来！我一方面慨叹“他者眼光”的无处不在，另一方面也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读过《苏菲的世界》里的句子：人们好像生活在兔子身上的跳蚤，而哲学家就是那些努力爬到兔毛末端、想着逃离的家伙。有一天去海龙调查搬运机箱的三轮车夫，我突然发现卖场外墙换上了巨幅的新广告：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拿着最新的三星滑盖手机，文案称“国际化时代的最佳选择”。有些不解，我问Hojun：“为什么三星要用白人的女孩来做这个广告呢？是不是他们觉得金发碧眼更能代表‘国际化’？”也许因为是韩国人-----和我一样具有敏感的独立东方意识却又要自我辩解，Hojun回答：“应该不至于吧……他们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么？”“应该有。你看三星其他的Mp3广告，他们用的要么是韩国明星，要么就是虚拟的动画人物。这个手机模特的选择肯定和‘国际化’的意图有关。”我还不屈不挠地较真。“啊~~~即便是，那也该是中国的广告公司设计的吧？你说呢？”老谋深算的Hojun毕竟长我十来岁，一句戏谑就岔开了话题，“不过，观察力挺仔细的……”（那时他还讲着十分broken的汉语）显然，这句话鼓舞了我-----不仅沿着这个学科走下来，每每在后来的独立研究中遭遇灵感瓶颈，就会自我暗示：你要抽离出来，像一个敏感而陌生的边缘人一样，重新仔细观察生活。

2008年10月我到法国，算一段特别的经历。“哪有什么全球化？！什么都是新的！而且我看很多差别永远不会改变……你知道，我现在就像个婴儿，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刚到办公室，我对同事Clement说的这句话十分真诚：滑动选择的地铁售票系统、肉乎乎很卡通的Tramway轻轨、动不动"Oui? Oui? Oui?”的法国同事、比国内大小城市一概泛滥的“欧风街”正宗得多的老街老巷、“怪异”但也合乎逻辑的不同观念等等，无一不让我感到新奇！观察触角和写作冲动难以遏制地迸发-----白天，我瞪着“无辜”的眼睛玩儿命地搜集信息；晚上，则用逻辑和猜测反复编排组合，并迫不及待、废寝忘食地付诸笔端。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冲动越来越稀薄，最后竟要勉强维系。例如，有关里昂夜游的文字的确很有意思，但我却总是提不起劲头，一鼓作气完成它；甚至，我宁可在每晚酒足饭饱之后再做一次无聊的打扫-----想想这个10平的房间，实在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很明显，这是熟悉的代价。我依然不是那只勇敢爬到兔毛末梢的跳蚤：一旦熟悉了温暖的兔子，就更偏爱躲在自己的世界里维持温饱，期待小康-----哪怕只有10平米？！

从我住的劳林路36号往东200米，有一个小学食堂，门口经常蹲着一个流浪汉。他好像和学生家长以及周边住户很熟，来往不少行人都会驻足与之握手、聊天。我一度非常好奇这种流浪者和社区居民的关系，打算哪天找他聊聊（语言不是问题，Hansun当年不说汉语，一样了解了蹲在路边的乞丐是退伍军人，来自徐州……），但现在去游泳馆或者Jean Mace的早市，几乎想不起是否见过他，满脑子都是哪儿买菜，去哪儿做饭party party；从劳林路36号往北2000米以内，散落着大学区、中国城、阿拉伯人社区和地下经济（包括大麻交易）活跃区。我也一度非常好奇这种密集空间里的多样文化共存，甚至它们的历史-----阿拉伯人与华人之间或有或无的“地盘火拼”，但现在向北无非意味着去图书馆借还书、去Lidl（廉价超市）买牛奶鸡蛋蔬菜猪肉、去大金塔（中国超市）买老抽老干妈并对着奇贵的“二锅头”咽口水……没错，这种熟悉感让小日子滋润开来，头也不转地闯红灯、奔打折商品的确证明开始“如鱼得水”，但这种准“家庭妇男”生活真的不是我想要的。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Hojun回了纽约，做了两个孩子的爸爸，却还没毕业，一度被哥大恐吓要取消奖学金。那我呢？虽然依旧孤单，却“赶鸭子上架”般地快要毕业了。亲爱的博士们，这也是生活。

玛丽被地震的悲惨shock，哭了；莎莉说，你的泪腺太发达啦！天灾嘛，没办法啦！
玛丽被战争中失去双腿的儿童shock，哭了；莎莉说，你的泪腺太发达啦！谁让他们发火箭弹挑衅啦！
玛丽被“漫长的婚约”shock，哭了；莎莉说，你的泪腺太发达啦！过分执着是苦啦！
……

莎莉回家，被横尸沙发的宝贝狗狗shock-----因为吃了太多Made in China、富含“三聚氰胺”的饲料。终于嚎啕大哭……

所谓泪腺与否，只因事不关己。

一过新年，里昂大街小巷挂满了"CHE"的海报。今天到研究所打印房补表格，发现宣传品竟然都放到了一楼秘书室前的桌子上……真正的无孔不入。

办公室里Brun正在上网，看到我拿的海报很好奇：在中国，你们也会把切格瓦拉的头像印在T恤衫上么？我说，有很多年轻人这么干，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切其实和中国更接近，都以为这是某西方的流行人物……

“那你拿这个海报……崇拜他？”
“哦不，他们不过是毛主席的学生。”
“……”
“海报设计得不错！”

战争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却让仇恨延续。这样的胜利也许换来短暂安宁，却引起更强烈的反抗和更加没有理性的杀戮：强者用导弹甚至白磷炸弹来征服；弱者只好引爆自己的身体。

哭泣的百姓是无辜的，没有什么人民的战争。